探底西班牙华人社会（2019）_西班牙生活_海外生活见闻_驿动之星

探底西班牙华人社会

根据西班牙文历史档案记载，最早出现在西班牙的中国人系1577年由西班牙传教士从远东带回的华人仆役。若干年后，即1585年，有三名中国商人经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和墨西哥抵达了西班牙。

在中文史料记载中，中国人移居西班牙始于20世纪初，主要有如下不同记载。一则记载提及曾有一个主要由山东人组成的马戏班于20世纪初从中国北方出境，沿西伯利亚一路卖艺西行，经俄、德、法等国，大约在1910年进入西班牙。他们抵达西班牙后，发现当地的生活消费水准较之其它西欧国家为低，故选择定居马德里，但每年都北上到其它欧洲国家巡回演出。另一则由西班牙华人麻卓民搜集的口述资料显示，最早进入西班牙谋生的中国人是浙江青田阜山的陈显庭和山口乡朱地村的王廷祥等人，时间约为1914年。

关于青田人为何在20世纪初年纷纷前往欧洲谋生，已有诸多论著，此不赘述。其时，青田人在欧洲最集中的城市是巴黎，进入20年代后，因竞争激烈，渐有人转往西欧其它国家谋生，其中少数人越过比利牛斯山，南下到了西班牙。从20年代后期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前，西班牙华人最多时曾聚集300多人。1930年冬，青田人金光奎在马德里开办了一家“华侨公寓”，专门向同乡出租住所，此公寓也成为华人聚会之处。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当地华人纷纷逃离战火。随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陆焦土一片。大战期间仍然留居西班牙的华人仅有数十人，分散于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约有十人与当地女性结婚成家。

1949年初，欧洲天主教会决定在中国安徽省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此事由一名西班牙传教士主理，其中要务之一是在中国天主教徒中选拔优秀学生送往西班牙学习。正当此事紧锣密鼓进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该计划无疾而终。然而，培养中国天主教传教士的计划仍在进行：一是中国大陆业已入选的十多名学生，在天主教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越南等地，于50年代初辗转抵达西班牙；二是西班牙政府于1952年继续向中国提供30个到西班牙修习天主教神学的奖学金名额，随后，西班牙外交部、西班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也接连向中国学生提供赴西奖学金，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这些名额全都落在了台湾。1954年，“圣?方济各?沙勿略大学高中寄宿部”(The University High School Residence of Saint Francisco Javier)在马德里成立，专门接收中国天主教学生。1963年，该寄宿部已扩容至可以同时接纳200名学生的规模。由于当时西班牙华侨人数极少，每年数十名留学生到来，即成为当时西班牙“中国人社群”的主体。有西班牙学者认为，上世纪60年代时，西班牙华人中留学生身份者多达百分之六七十。当这批天主教留学生完成学业之后，由于台湾本土容纳不了这么多神职人员，而中国大陆又不欢迎他们，不少人只能留居西班牙并转入其他领域谋生，从“留学生”变成了“华侨”。

(二)当代中国大陆朝向西班牙的移民潮

1973年，西班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浙江青田人陈迪光在其叔叔、西班牙老华侨陈志彬的协助下，成为持西班牙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签证正式移居西班牙的第一人，此事标志着中国大陆与西班牙之间的移民通道重新开启。

根据青田县公安局的数据，在1986年至2000年期间，有十多万青田公民正式获准因私出国前往欧洲。其中，无论就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而言，前往西班牙的人数均占据首位，最高年份达到青田出国总人数的44.5%，总平均数达到28.5%。

那么，为何西班牙会成为青田人向欧移民的首选呢？究其原因，似可从如下三方面进行剖析。首先，中国与西班牙建交后两国关系友好发展，为华人在西班牙营造了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1975年，在西班牙实行独裁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佛朗哥总统病逝，两天后胡安?卡洛斯国王登基，由此开始安全平稳地实现了从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民主政体的过渡。新国王登基不久，即于1978年访问中国，和邓小平友好会谈。随后，两国高层多次互访，推动了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当西班牙人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国王在北京用两根“小木棍”吃饭时，惊诧不已，几乎一夜之间，全西班牙中国餐馆家家生意火爆，用老华侨的话说：“当时真怪，饭店不管开在哪里，只要灯笼一红，吃饭的客人就排成龙。”

其次，上世纪80年代后，西班牙经济高速发展为新移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西班牙曾经长期是欧洲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巴塞罗那获得1992年奥运会主办权后，西班牙经济跃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奥运会结束次年，西班牙经济曾骤然下跌，但很快就强劲回升。自1995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西班牙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如此延续20多年的良性经济增长率，无疑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要因，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外来移民们提供了谋生、创业、发展的良机。

第三，西班牙政府为解决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一再推出大赦无证移民的政策，从而为无证进入西班牙的中国人提供了身份合法化的契机。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欧两地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是吸引青田、温州等浙南人移民欧洲的强劲拉力，但欧洲各国严格的移民接纳政策则是他们难以逾越的屏障。当一批批青田人、温州人持旅游、探亲签证进入欧洲后无法转换身份只能无证滞留当地时，当更多青田人、温州人仍在找寻进入欧洲的机会时，1985年，西班牙政府对境内移民实施的“无证者合法化行动”，令不知“大赦”为何物的浙江移民既意外，又惊喜。根据记载，在1985年西班牙第一次大赦时，提出申请的中国人共有1192人，其中347人被拒，845人如愿转换身份，占获得大赦总人数的2.2%。在1991年6月开始的第二次大赦期间，中国人获得合法身份者增至4291人，占获得大赦总人数的4%。1995年有一次“小赦”，数百华人转换身份。第四次大赦始于2000年3月，此次共有85526名获得合法身份，中国人占5.8%。进入21世纪后，西班牙又相继实施三次大大小小的“无证者身份合法化行动”，借此机遇，西班牙拥有正式居留的华侨数量直线上升，至2015年已增至将近20万人。

不过，关于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的人数，还有其他不同数据。西班牙政府就业与社会保障部于2015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西班牙境内的外国移民总数为4933231人。由于欧盟内部边界开放，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因此，在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中，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2823048人，占总数57.23%。在非欧盟国家移民中，中国新移民总人数为193690，占非欧盟移民总数约9%，仅次于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居非欧盟国家移民总数第二位。又如，2015年2月25日，西班牙国家警察局局长Don Juan Aguilar向到访的中国国侨办主任提及：“已经有23万华人侨胞生活在西班牙这一片土地上。”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名誉会长徐松华先生根据其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经验和积累的资料，认为西班牙华侨华人总数已经达到30万，其中，拥有西班牙国籍的华人(包括西班牙家庭收养的华裔儿童)约5万，仍持中国国籍但在西班牙正式居留者约19万，中国留学生10300人，持有欧盟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居住在西班牙的约数千人，余下则仍在等待转换身份的机会。

还值得一提的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西班牙经济一蹶不振。因此，不少外国新移民纷纷选择离开西班牙，甚至一些西班牙本国人也出国谋职。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仅2012年和2013年两年中，就有310456人选择离开西班牙。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新移民却仍然源源进入西班牙，且保持3.6%以上的年增长率。对此逆势增长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将在以下西班牙华人职业构成一节中加以剖析。

三、西班牙中国新移民基本构成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有数百华人居住，到2015年形成至少有20万人规模的华人社会，其人口结构在年龄、来源地、职业和居住地分布等四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年龄构成

按照人口学通行的标准，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属于“被抚养人口”，15岁至64岁之间属于“成年劳动型人口”。而且，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7%及以上，就意味着该国人口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照此标准，西班牙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8.1%，而15岁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仅点总人口的66.6%；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15.2%。

然而，以新移民为主的华人则是充满活力的年轻社群。根据西班牙就业与社会保障部2015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西班牙华人中65岁以上仅为1.47%，而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高达74.58%。

人口学中另一组重要概念是“抚养系数”，包括：“总抚养系数”(total dependency ratio)、“儿童抚养系数”(child dependency ratio)和“老年人抚养系数”(aged dependency ratio)。“总抚养系数”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包括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总量之比；其中，“儿童抚养比”指0-14岁儿童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之比；“老年人抚养系数”则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之比。相对而言，随着当今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抚养系数”远比“儿童抚养系数”令社会承受更大的负担。与西班牙本国人口相比，西班牙华人的总抚养系数低于西班牙本国人口14个百分点，而且，其中又以成长型的“儿童抚养系数”为主。反之，西班牙华人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仅为2，大大低于西班牙本国的老年人抚养系数。

由此可见，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整体而言是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为社会生态严重老龄化的西班牙贡献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二)来源地

西班牙华人的主要来源地以浙江青田最为集中，统计资料显示，浙江籍移民在全西班牙华人中占61.72%，而在浙江籍移民中，青田人所占比例又高达65%。

浙江籍移民比例高居榜首与西班牙政府的历次大赦政策密切相关。西班牙政府每次大赦的条件不尽相同，但基本要点是申报人必须由已经在西班牙正式居留者提供担保，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与西班牙雇主正式签订的工作合同、在西班牙的住房合同或水电费交纳单等，以此证明申请人在西班牙有正式工作，或在大赦所要求的特定时间点定之前已经移居西班牙。如前所述，除台湾人之外，早期移居西班牙的中国移民以青田人为主，因此，在提供大赦担保时，无论是信息传播或实际操作，乡情链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一批又一批青田人获得大赦并转换身份，自然又为新一轮源自青田的移民潮推波助澜。亲缘和乡缘纽带的结合，抓住了西班牙大赦的机遇，故而形成了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以青田人为主的基本格局。

来自福建省的新移民在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中占据第二位。在中国本土，福建省是仅次于广东省的重要传统侨乡，然而，若就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而言，则福建省新移民无疑独占鳌头。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往香港、菲律宾、日本、美国等地迁移，到80年代后期往东欧、西欧乃至非洲、拉美地区迁移，福建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

西班牙新移民来源地构成中需要提及的第三个要点是“东北人”。在欧洲国家，一般将来自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地区移民统称为“东北人”。东北人的跨境迁移，与上世纪90年代大型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潮密切相关。移民中介进入东北，“动员”下岗人员将“内退金”或“买断工龄”的钱款用作“移民”费用，前往欧洲。西班牙接连不断的大赦，同样也吸引了东北人源源到来。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份的移民加在一起，占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总数的6.75%。由于“东北人”在欧洲既不像浙江人有亲缘纽带，也不像福建人有长期的迁移传统，他们进入欧洲初期的生存相对更为困难。

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来源地构成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台湾移民总数位居第六，这一点与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同，其原因如前所述，乃上世纪50年代西班牙为台湾提供特殊留学生奖学金名额而形成的后续影响。

(三)职业构成

西班牙华人职业构成最突出的特点是正式登记为“老板”的比例相当高。进入21世纪之后，西班牙华人中“老板”比例保持在15%左右，而且，倘若以2015年和2008年相比，华人“老板”的绝对数量又增长了2.5倍，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换言之，如果减去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那么，在2015年西班牙华人劳动人口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是“老板”，这一比例在西班牙各外来移民群体中高居首位。

西班牙华人新移民中“老板”比例如此之高，尤其是在西班牙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华人老板数量却逆势增长，其原因值得探究。

第一，华人中老板比例如此之高与华人的移民动机相关。中国民间的说法是“工字不出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当“老板”。尤其对于多数来自侨乡农村的跨国移民而言，不少人历尽艰辛远渡重洋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因此，在侨乡民间，能否当上“老板”成为出国者在异国他乡是否“成功”的标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不少人的确在较短时期内就实现了开店当老板的“成功梦”，但是，在这一表象背后，是他们超时、超量工作的“自我剥削”，是借债开店、赊贷进货的实情。在这4.6万华人老板中，真正经营成功而能够跻身西班牙中上层企业家行列者，不过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老板”只是小店主，仍然处于不断适应与持续奋斗的艰苦进程中。

第二，华人老板数量高与西班牙的经济环境相关。华人在西班牙的主要从业领域是中餐、酒吧和零售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开业所需起步资金较低，适合家庭式经营，因此华人新移民通过信息互通、资金互助而寻觅到了大量创业当老板的机会。

华人在欧洲开办中餐馆是普遍现象，此不赘述。西班牙华人从业领域较为特殊的主要有三。一是酒吧业。大多数西班牙人都有泡酒吧的习惯，但对于酒吧经营者而言，一是酒吧从早开到晚工作时间长，利润却相对微薄，因此，年轻一代西班牙人愿意泡酒吧者众，而愿意经营酒吧者寡，如此，手中略有积蓄的华人纷纷投资接手原来由西班牙人经营的酒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全西班牙已有超过8000家酒吧被华人接手，数千华人因此成为老板。另一统计则显示，自2013年以来新增加的大约4000位华人老板中，大约30%是酒吧老板。

二是零售业。西班牙华人经营的百元店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此类小店主要面向周边街区的普通居民，店面不大，但各类小杂货琳琅满目。百元店出现时西班牙的流通货币还是比塞塔，当时小店每件商品的价格基本在100比塞塔(相当于5元人民币)以下，故而称为“百元店”。百元店一出现就因其价廉、便利而受到西班牙普通民众的欢迎，2008年统计显示，全西班牙有华人经营的百元店多达8500家，由此又成就了数千华人老板。

三是批发业。欧盟一体化进程给西班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机。由于西班牙相对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大量货物通过西班牙进口转道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商品对西出口直线上升，2014年中国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总额达到200亿欧元。如此大量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不少由西班牙华人经手批发。在马德里的Fuenlabrada，在号称西班牙鞋城的Elche，在西班牙南部的Malaga, Sevilla, Glanada, 东部的Badalona, Valencia，中部的Zaragoza，北部的Bilbao等地，相继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华商批发商圈，华人批发商总计超过2000家，由此又成就了数千华人老板。

因此可以说，西班牙自身经济环境的基本特性是西班牙华人老板大量涌现的客观基础。

第三，中国本土经济高速发展助推了西班牙华人的老板经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中国制造海量般涌向世界各地，尤其受到各国中下层消费者的欢迎。如前所述，西班牙华人多来自浙江，那里既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出了个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可以说，不少西班牙华人兼具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地缘和亲缘优势，他们有可能掌握低价进货渠道，通过个人信用赊货，快捷拿到紧俏商品，这一切都有效降低他们的经营成本，使西班牙华人批发业得以高速增长。

总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班牙华人经济进入了多元发展的快车道。数十万华人群体自身的经济需求，也助推了一批面向华人社会的经济实体纷纷出现，例如，由华人经营且以华人为主要顾客的旅行社、律师楼、会计师事务所、美容美发店、婚纱影楼、电器手机店等纷纷开张，更重要的是，在如同大浪淘沙的激烈竞争中，涌现出了若干华商品牌商家，如：西班牙华人远东工贸集团品牌EXTRASTAR，康迪尔集团节能灯品牌KDE，惠森集团童装品牌NEWNESS，被西班牙媒体誉为华企ZARA的华人服装品牌连锁店MURALLA等。这些品牌企业自主掌握核心技术，背靠中国生产基地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利用在西班牙组建营销团队，达到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充市场份额的优势，成为西班牙华企中的佼佼者。

四)地域分布

西班牙华人由于其职业构成的如上特点，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西班牙的地域分布上呈现出集中地突出、分布地广泛的基本格局。

西班牙全国共分为17个自治区，其中，以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大自治区最为重要，这三大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三大名城，也是西班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班牙华人的三大集中地正对应于以上三大城区。而在这三大城区，华人又主要集中于当地的大型华人商城，以及城内华人餐馆、店铺相对集中的“唐人街”。

另一方面，受华人从业格局的影响，无论是百元店、超市或小型中餐馆、酒吧，都以本地居民为主要顾客群，需要一定的客流量，因此，数以万计的华人小商家分散于西班牙不同城镇。近十多年来，一是位于中心城区的大型华人商城接二连三受到严格的税务检查，二是不断有新移民创业当老板，因此，越来越多华人小店向西班牙小城镇扩散，现已遍布全西班牙50个省及下辖数千市镇。

例如，在西班牙南部小城Castellon，2004年当地华人共617人，2014年增长约1.5倍，达1453人，同期，华人在当地经营店铺数也翻了一番，由华人开设的餐馆、百元店、酒吧、发廊等达700多家。又如，在西班牙北部小城Coruna，进入21世纪之后当地原先的两个工商业区陷入萧条，当地许多商家不断倒闭。眼见租金下降，始有华人批发商借机入驻，填补空档，渐渐活跃了当地的经济环境，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华人经营不断分散的上升趋势，也从特定角度反映出，西班牙华人经济正全面融入西班牙的整体经济之中。

四、若干思考

在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国际移民的跨境迁移路径，异域谋生策略，以及自我认同趋向是最受关注的三大要点。在此拟结合西班牙华人社会实例，反思若干经典理论模式，就教于大方之家。

其一，就移民路径而言，依托亲缘地缘纽带的“连锁迁移”传统经典模式仍然是当今中国侨乡民众迁移的重要路径，但是，该模式的效度既受制于移入国的移民接纳政策，也与移出地移民群体自身素质相关。

如前所述，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群体的地缘同质性十分突出，类似现象，在中国移出地一方还可见于福建的福清、长乐地区 ；在移入地一方，则还可见于法国、意大利，美国、阿根廷等国的中国新移民社群构成，这些都是“连锁迁移”模式的中国当代版。究其原因，除了接纳国实施“家庭团聚”优先的移民政策之外，还涉及两大因素。一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国家都曾经实施过对非正规移民的大赦；二是非正规移民在移入地有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与此相关，在中国传统侨乡地区，当本地长期延续的移民文化遭遇跨国迁移障碍时，从移民信息的跨国传递到本土解读，从如何筹集、降低移民成本到探寻可行的移民路径，无一不是必须、而且也只能以乡里民间的亲缘地缘纽带为最可信任且最为有效的承载体。由此，移出地与移入地因素交相互动，就使连锁迁移仍然是当代中国侨乡地区迁移的主要模式，进而成就了相应移入地移民来源地高度集中的结果。

反之，如果我们审视通过留学、技术或投资计分等渠道实现迁移者，则基本不存在突出的源于某一地区的地缘群聚性。由此似可推定：如果移民政策透明稳定、移民操作程序规范、移民身份的合法认定对象是个体，跨国迁移与接纳是难以简单仿效的个体化行为，那么，地缘亲缘纽带的重要性自然相应减弱，移民群体来源地也就分散化了。

其二，就异域谋生策略而言，以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为代表的移民就业、谋生、发展模式显然超越了国际移民理论中“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的解释范畴，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社群凸显的以“开业当老板”为特征的移民谋生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达国家存在“双重”或“三重”劳动力市场，外来移民大多进入移入国脏、累、险、贱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或只能局促于那个被置于另类地位的本族裔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劳工，菲律宾的女佣移民，中东国家石油产业中的印度劳工等，即为实例。

然而，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的就业模式显然不同。他们虽然也可能从受雇于本族裔企业起步，但强烈的开业当老板的愿望，与亲缘地缘纽带结合获取创业起步资本的有效性，再加上自身与家人超时超量工作的“自我剥削”模式，终于成就了一个几乎三分之一劳动力年龄人口均为“老板”的异域谋生模式。而且，如此模式并非仅仅是西班牙华人的特例。历史上在东南亚，华人从小商小贩起步进而自行开店开公司，也是除契约华工之外中国自由移民普遍选择的异域谋生之路；而当今从欧洲到拉美、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经济，自行创业同样是普遍现象。在笔者曾经调研过的南非、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当地华人企业雇佣本地人的成本甚至低于雇佣华人。在非洲一些国家，当地人把到华人企业打工视为“高薪工作”。

据此，似可进一步推定：国际移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以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迁移之劳动群体的谋生路径之一，但并非唯一模式。国际移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经济环境及不同移民群体的能力诉求做进一步探讨。

其三，就移民认同趋向而言，传统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熔炉论、同化论或文化多元论，基本都是以移入国为基点，关注点均聚焦于离乡背井的跨国移民如何适应并融入移入地社会。然而，时至今日，不仅科技之发达足以令跨国移民真实感受“天涯若比邻”，全球化浪潮亦赋予跨国流动以新意。换言之，全球化催生了移民的跨国化生存，从经济活动、文化传统到主观认同，都同时依托于移出国和移入国，如此趋向彰显的恰恰是移民不可摒弃的特殊优势。　　

总之，就跨国移民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学习移入国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同时也必须保持自己母体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发挥特长。就移入国而言，则有一个如何了解、接纳异族群优点并将其融入自身发展的过程。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理解基础上的优势互补，方能使移民从个体能力到社群文化都成为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共享的财富，使联合国一再提倡的“移民与发展”理念，真正成为多方共赢的社会现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李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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